I starred: [转贴]明朝倭乱: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值得肯定的“農民起義”

via: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ludiblog/archives/381640.aspx

轉帖按:

本文是從《凱迪》的《史海鉤沉》轉來的,題目是我自己加的,原題見原轉帖者2可器下面的說明。

我在舊作(收集在《華夏文明解剖》裡,年內可望出版,請革命同志提前準備好銅鈿)中,提出了以下幾個重大觀點:

1)中國傳統社會從來不是西式階級社會而是官僚社會,其根本特點,是國家由一個官僚集團統治,它與社會的經濟基礎諸如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係等無關,不參加社會生產,不代表任何階級、階層或任何其他社會集團,只代表自己,不為任何階級支持,是一個自我支持(self-perpetuating)、具有無限瘋長傾向的暴力敲詐集團。這個特點一直延續到了今天,無論是過去的國民黨,還是現在的共產黨,都是這種self-perpetuating(“愛詞霸”的網上翻譯是“能使自己永久存在的”)暴力敲詐集團。

2)共黨教科書虛構出來的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階級鬥爭”之類屁話,其實是體制內的暴力敲詐集團(官僚集團)與體制外的暴力敲詐集團(舊稱“賊”,“土匪”,現代稱“農民起義”)為搶奪肥羊的生死大搏鬥,是典型的黑吃黑,狗咬狗,了無是非可言,只能破壞社會生產力,毀滅文化,大量殺死殺傷廣大苦吃苦做的良民百姓,使得中國陷於“既往文明都毀盡,而今邁步從頭越”的永恆的治亂循環(台灣文盲稱為“回圈”)中不能自拔,兩三百年又來一次。把這種週期性自行開膛破肚視為“社會發展動力”,乃是共產黨人尤其是中共特有的驚天動地的弱智的生動表現與例證,也是中國人缺乏思維能力,甚至缺乏自己的話語系統,只知人云亦云,聞到一個西洋屁分子,便滿街到處亂放,最後竟能讓那毒氣籠罩全國,永久性破壞了全民大腦的生動表現。

3)官僚集團之所以能讓這種爛污社會爛污國家爛污制度永久存在(self-perpetuating),是因為中國人只會為自己爭名利,卻從來不知道為自己爭權利,甚至沒有“權利”這個概念,更不會效法西方搞階級鬥爭,社會經濟地位相同或相似的人抱成團,集體爭利(這就是“階級鬥爭”的正解與常態,日日在西方國會中進行,最先由英國貴族的“大憲章”鬥爭開始),並以社會契約的形式將奪來的權利固定下來。

如同大多數歸納一般,上述第三條歸納也有例外。這就是我看到此文的驚喜感:中國其實也有過爭奪權利而非名利的大憲章運動,而所謂“倭寇”王直同志就是這種絕無僅有的好同志。他雖然沒有形成明確的權利觀念,但畢竟是兩千年歷史中唯一一位以武力抗爭的方式,為自己與其他人爭“通商權”(亦即貿易自由)的白烏鴉。與以往那些體制外敲詐集團的土匪不一樣,人家並沒有打出“均貧富”、“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之類欺騙旗幟,而是實實在在地為自己爭貿易自由。

在兩千年的歷史中,這大概是最接近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人民抗爭,而歷史的諷刺恰在於,這位唯一值得肯定的起義英雄,卻成了遺臭萬年的“倭寇”,而鎮壓了這場“武力維權鬥爭”的戚繼光卻成了“民族英雄”,與資產階級革命八萬杆子打不著的辛亥國難反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日本人贊助修建的王直墓被兩位國內大學教師破壞,其中有一位居然還是所謂“民主人士”。這說明,要國人脫離黨宣傳,去獨立思考社會問題,評論歷史,大概是永遠不可能的了,越是激進者越如此。論所含毛共餘孽的豐度(abundance),所謂“右派”陣營裡興許還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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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王直墓被砸曾是一场舆论事件。此文极有史料价值,特别推荐--

一个明朝海盗的心愿(节选)
摘自《国家地理杂志》09年第4期 文章作者:单之蔷 图片整理:2可器

……

我在网上看到一段关于倭寇的文字,写的是倭寇的首领王直被杀时的情景,王直不是日本人,而是安徽歙县人,这让我很惊讶。倭寇的首领竟然不是日本人?我可是从小在教科书中读着戚继光抗倭的英雄事迹长大的。一种强烈的愿望让我去了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找到一册册明史,看那些抗倭名将的传略,不仅仅是戚继光,还有朱纨、胡宗宪、俞大猷、曹邦宪、唐顺之等等,我要在其中找这些抗倭名宦和名将打了哪些仗,杀了哪些倭寇;我又找到了当年的一些书,《倭变事略》、《筹海图编》便是其中的两本。

《筹海图编》是明代江苏昆山人郑若曾所著,他曾被浙江巡抚平倭的总督胡宗宪招至幕下,亲自参与了平倭的过程。他的书当属记实,或者说具有权威性。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了“擒获王直”一章,“王直(有的称汪直),歙人也。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舆,以故人宗信之”……王直曾与朋友一起商量去海外经商谋生,原因是“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乎逍遥哉?”后来王直去广东,造巨舰,运载着一些生丝和硝磺等,去日本、暹罗、西洋诸国,五六年的时间,王直就发了大财。

嘉靖十九年(1540年),王直与李光头、许栋等商人在宁波的双屿岛与佛郎机(葡萄牙)、倭人(日本)开展贸易。《明史》中说他们“踞宁波之双屿岛(今六横岛和佛渡岛)为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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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直墓,日本人在其家乡安徽歙县所立)

当时的双屿岛被中日历史学家称为“16世纪的上海”,全球的商品、财富在这里交换、中转、集散,来自日本、西班牙的白银通过这里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由这里进入世界。这里很像香港——一个世界自由贸易区。

1524—1547年,这个经济特区、自由贸易港迅速发展起来,葡萄牙人在上面建立了教堂、医院、市政厅等,岛上居民多达数千人,其中葡萄牙人占一半,此外还有各国的商人。但明王朝实行海禁,禁止海上的自由贸易,朱元璋定的规矩是“片板不许入海”。双屿岛,在朝廷的眼里便是“倭寇”盘踞之地。不久,主管浙江、福建海防军务的巡抚朱纨派大军进攻双屿岛,一番激战,双屿岛被荡平。一本西方人写的书说,此役光葡萄牙人就死了800多人。从此这个“16世纪的上海”又成为了两个只有海浪拍打的默默无闻的小岛。王直侥幸逃脱,远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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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直墓前合影的安徽歙县地方官与王氏后人)

后来他占据了日本一个岛屿星布,名为“五岛”的地区(今日本九州西海岸外群岛,包括福江、久贺、奈留、若松和中通),自称“徽王”,又招来徐海、陈东、叶明等人为他的部将,他的侄子和养子是他的心腹。他还吸纳了几个日本人为他的下属,日本史料中称他为“五峰船主”,周围三十六岛都归附于他。

这时的王直还没有想做强盗,他给中国官府捎信说:他愿意率领自己的人马帮助官府扫清海盗,条件就是开放海禁,允许贸易(这条件有点像西方列强要求五口通商),他愿意做一个管理贸易的小官。(看到这里,我就想,若是英法西葡等西方列国,此时肯定给王直加官进爵,封为当地长官,试想不费一兵一卒,就把疆域扩大到了日本列岛。)但明王朝不这样想,官府没有答应王直开市贸易的条件,帮助肃清海盗可以,为此奖给王直100石大米。这奖励对于富可敌国的王直来说,简直就是讽刺。王直大忿,将这些大米全都扔进海里。由此他对在明王朝的统治下能否作商人产生了怀疑。后来他不顾禁令,驾船在舟山群岛附近的岛屿停泊做贸易,遭到明朝官军的围剿,王直靠发射火箭侥幸突围。从此王直绝了走私经商的念头,由此走上了劫掠财物、攻城杀人的强盗之路。早年王直在海上做生意,为防打劫,就雇用日本武士在船上充当保镖。海上不比陆上,陆上有国家维护秩序,海上的安全全靠自己,因此武装贸易是那时海洋贸易的通常做法。

王直的下属中,有一些被雇用的日本浪人武士,但为数不多。王直比较狡猾,每次劫掠烧杀后,都让部下留下是某岛倭寇所为的痕迹或口信,即《筹海图编》所说:“必诡云某岛寇所为也。”王直的狡猾,得一时之利,却铸下了千古骂名:倭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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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砸毁的王直墓。2005年,听说日本人为海盗立碑,两位大学老师夜袭王直墓。此事成为当时一大事件。两位砸墓者被视为反日民族主义的代表。但让很多人意外的是,其中一位砸墓者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郭/泉后来因为成立中国社/会/民/主Party而身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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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剿倭的名臣总督胡宗宪看出了王直的破绽,因为他看见倭寇进退纵横皆按兵法,可知不是毛贼,又熟知沿海州县的内情,倏忽而来、倏忽而去,可知其中必有内奸坐镇指挥。他很快知道了倭寇的后台指挥就是王直。

胡宗宪改变了以往剿杀的策略,诱王直来降。王直本来也不想反抗朝廷,他同意投降,但是有个条件:这个条件竟然还是解除海禁、开市通商。胡宗宪虽然没有批准开市贸易的权力,但他还是答应了王直,谎称同意开市贸易。为了这个条件,王直回来了,谒见胡宗宪的结果是被投进杭州的监狱。王直被杀那天,与儿子在刑场相拥而泣,拔下头上束发的金簪给儿留念,长叹一声:想不到竟死于此。然后引颈就戮。

他的养子王滶带领下属停留在舟山群岛的一个小岛岑港,听到王直被杀,立刻肢解了官方的人质夏正。与前来围剿的官军展开激战,大部分战死。

不知大家注意没注意王直的愿望,一个对抗朝廷的海盗的愿望。“解除海禁,开市贸易”,这就是王直的心愿。中国几千年来揭竿而起,反抗朝廷的人无数。但提出这样的诉求却是开天辟地第一次。陈胜、吴广的“大楚兴、陈胜王”;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此”;张角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宋江的“替天行道,”等等,都是大同小异的追求,本质都是一样的。这样的诉求实现的结果无非是王朝的更替,却不会有新时代的到来。但是假如王直的诉求与番国“开市贸易”要是实现了呢?还会是王朝的更替吗?简直不敢想。那是不是中国提前500年就加入了“WTO”?

王直死后,倭寇不但未灭,反而变本加厉。可见走私、做海盗并不是王直一伙,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几乎全线告急,从杭州湾到珠江口没有一处不是战火硝烟。

倭寇非倭,首领都是中国人

倭寇为患,从明初就开始了,直至万历年间才止,持续了200多年。其中最烈是在嘉靖年间。所谓“嘉靖倭患”,指的就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王直等勾引日本倭寇,大举入寇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这件事。这场倭患一直持续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前后达15年之久。

我想知道倭患中到底有多少日本人。我开始对手中的书籍和资料中出现的倭寇人数进行统计,我发现无论是正史《明史》、《明实录》,还是像《筹海图编》、《倭变事略》这样的野史,都把“倭”和“贼”这两个概念不加区分。大的地方、笼统之处多用“倭”,比如“倭来犯”,但到具体之处,具体到人,都用“贼”。

各种书中所能找到的,被明王朝认定为倭寇首领的有名、有姓或者有称呼者,大约20个。他们是:安徽的歙县许栋、汪直、徐海;福建的李光头,漳州沈南山,福清邓文俊、林碧川,海澄严山老、许西池、洪迪珍、张维,诏安林国显、吴平;广东的萧显,饶平张琏、林凤、许朝光,东莞何亚八,大埔萧雪峰,潮安曾一本,澄海林道乾。他们和王直一样都是中国人。

抗倭之战,大大小小不下几千仗,动辄杀贼成百上千,都是有首级为证的。据书中记载,总共被剿灭的倭寇或贼以及海战中溺水而死者不下十几万人。但其实这里面真正的倭寇并不多,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这并不是今天才明了的事,早在倭患最盛时,许多人就指出这一点。如《筹海图编》在“叙寇源”部分,即追踪倭寇来源时说:“今之海寇,动辄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皆中国之赤之无赖,孑人而附之耳。大略福建漳郡居其大半,而宁绍往往亦有之,夫岂尽倭也。”史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载:“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又如《吾学编》载:“大抵贼中皆华人,倭奴其十之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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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迎接为王直立碑的日本人)

……
经过了宋元两个朝代,中国东南沿海已经经历了方兴未艾的海洋贸易时代,一个围绕着中国渤海、黄海、东海和南中国海的商贸圈已经形成,而通向印度、非洲的远洋航线也已经形成,中国人生产的丝绸、茶叶、瓷器等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商品。东南沿海的居民已经成了依靠海洋贸易为生的一群人。

在明初的高压下,与番通商、贸易发财的冲动被压抑了,那些迎风远航的中国帆船不见了。但是贸易、赚钱、利润一经发现,就无法阻挡,人们甘愿铤而走险。何况越是禁止,中国货就越缺,价格就越高,走私的诱惑就越大。我看了一张当时行销日本的货品种类和收益的明细表单,一些商品的利润高达10倍以上。
……
在明朝皇帝的头脑中,中国还是在世界的中间,其余国家无非是一些地处僻壤的番夷小国。直到万历年间,看到从澳门登陆的葡萄牙牧师利玛窦带来的中国不在中间的世界地图,皇帝对世界才略知一二。对于通过海洋与这些番国贸易的意义,明朝的皇帝不可能知晓。

明朝与前面宋元两朝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对农业的重视和对商业的排斥。……本来中国文明的主体就是一种重农抑商的农耕文明,朱元璋更有许多重农抑商的名言,他经常用本末二字指称农和商。他常说“一夫不耕,民有受饥者;一女不织,民有受寒者”这里哪有商的位置。
……
明朝的统治者不仅不能理解下南洋,不能理解南中国海,就是像王直这样的在家门口的贸易他们也必须彻底消灭而后快。

而中国东南沿海已经进入了世界商贸圈,既然这些人依靠海洋贸易为生,那么海禁就等于不允许农民种地,不允许牧民放牧,等于剥夺了他们生存的基础,他们只能铤而走险,违法经营,武装走私。武装走私做不成,那只好上岸以劫掠烧杀为生。在《筹海图编》中,我还看到这样的记叙:倭寇对与海外通商的村镇是不抢的。

于是中国沿海一带商人转为“倭寇”也就很自然了。在明代一些明白人早就看出了这一点。《虔台倭纂》载: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禁愈严而寇愈盛。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海禁松弛或开放海禁,则倭患息,海禁严则倭患起。

明代嘉靖年间的这场倭患,实质是中国民间海商集团的武装走私贸易与明王朝海禁政策的一场持久的大规模的冲突。这期间固然有真的倭寇和流民盗贼参与,但性质并不因此改变。每当社会动乱之际,都是流民和社会游荡不轨之徒的狂欢节。

遗憾的是,这些武装走私的海商竟然提不出自己的纲领和口号,他们还不如历史上的张角、黄巢、宋江、方腊。他们甚至还树不起一面旗帜,这也不能责怪这些海商,因为他们的诉求即使写在旗帜上:开市通商,也不会像“替天行道”、“杀富济贫”那样一呼百应。因为他们仅仅代表了东南沿海新月地带那一小部分人。

倭乱,规模之大不亚于任何一次农民起义,但是如此规模的动乱却是无声的,只能听到官方的声音,另一方是沉默的。幸亏王直披露了一下他们的心声,否则他们将带着一个“倭寇”恶名永沉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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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建小学)

from 牛博国际 by 芦笛 at July 14, 2011 at 08:28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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