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starred: 中國搖滾是怎樣沒有煉成的?

【via: http://www.isunaffairs.com/?p=9141

文/ 張曉舟

1994年,崔健推出《紅旗下的蛋》,至今我仍認為這是崔健最出色的一張唱片,然而當時在圈內和大眾中得到的反應和評價卻明顯不如《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和《解決》。記得在一篇文章中看到過一句對崔健的經典評論:「我們都畢業了,他還在罵班主任。」

這 就是為什麼崔健卓然獨立於當時整個搖滾圈,甚至把他和同期的搖滾樂隊和歌手相提並論都簡直是對他的侮辱。恭喜那些中國搖滾畢業生,他們無非就想著畢業能找 個好飯碗而已。中國搖滾盛世從來都是意淫出來的,「中國火」也好,「中國搖滾樂勢力」也好,「魔岩三傑」也好,都是包裝紙、保鮮膜而已。

只 有崔健是一尾獨自活蹦亂跳的大魚,無需魚塘飼養。所謂抗議或反抗,必須先明確何謂自我,何謂他者,要抗誰,要議誰,要反誰?必須先明確自己的身分,認識所 處的環境,不獨立,何談抗議?這種獨立不僅僅是思想的獨立,政治社會意識的獨立,還是商業上的獨立,當年只有崔健是獨立殺出自己一條血路,也只有他始終擁 有自己的團隊和公司,擁有自己獨立的發展和運營模式。

恰好,伴隨著商業社會的來臨和消費主義潮流的來襲,中國搖滾載浮載沉。八、九十年代的中國藝術家見過玫瑰,見過槍砲,卻沒見過錢,他們沒有意識到,一不留神,自己那一腔叛血便被鈔票給輕輕抹掉了。

將 搖滾納入商業的魔岩式造神,對樂迷來說,至今仍不乏啟蒙勵志價值,但對當事人來說,卻是一個美麗的陷阱。盛志民講述魔岩時代的紀錄片《再見,烏托邦》,其 實面對的是一個脆弱不堪的烏托邦,雖然似乎未經商業玷污,可也經不起商業的考驗,那樣的烏托邦更像是一個玻璃花瓶。那個時代的藝術家,一方面面對商業而擺 出清高姿態,另一方面又被商業狠狠打了激素——但或許僅僅是雞血——自身與體制的關係搖擺不定,也就難以保持反抗的能量,甚至難以確定反抗的方向。

在西方語境中,搖滾樂反文化與商業體制始終有一種反噬和反哺的關係,反文化可以經由商業體制順利轉化為商品得以傳播,但在華人世界,受制於中國傳統文化和當今政治意識形態,二者當然難以形成如此親密的關係。

紀 德堡(Guy Debord)說:「反抗,可能就是你所要反抗的裝置分配給你的一份職業而已。」但在中國、香港和台灣,反抗的裝置,甚至絕不會輕易分配給你這樣一份「反 抗」的美好差事。何勇當年大罵四大天王是小丑,那是一種本能的反抗,而魔岩處心積慮地推波助瀾,一方面策動媒體炒作,推銷這種搖滾反抗姿態,一方面又通過 大量贈票,在紅磡成功製造一個九七前的搖滾愛國主義神話,這是一種經過商業包裝的職業的反抗,可惜這種反抗的職業在中國難以為繼,當何勇繼續口無遮攔在北 京舞台上開「勞動模範」的玩笑,下場只能是禁演。

前 不久在北京,和崔健、趙一豪一起聊到華人社會的道德保守與虛偽。作為魔岩簽約的第一位藝人,趙一豪的《把我自己掏出來》是台灣最後一張被禁的唱片,在那個 時代,其搖滾生涯差不多是以自殺的方式開始的。而林強也是在當年剛剛獲得閩南語流行天王巨星地位後不久,便以一張名為《娛樂世界》的專輯與流行歌壇決裂。 這是以反抗的姿態自殺,或者說,以自殺的方式反抗。

而 當年不少搖滾老砲,抱怨崔健、何勇連累大家集體自殺,或者說砸了大夥兒的飯碗——畢業之後找不到鐵飯碗,學校之外到處都是垃圾場。他們是把自己的荷爾蒙當 飯吃,但這些荷爾蒙甚至來不及做成罐頭,就白白地流失了。這時候他們才發現,整個極權社會也是一所鐵律森嚴的學校,每個人都得在這兒活到老學到老,每個人 都是留級生。

 

只 不過有時候,班主任會從一個滿嘴口臭、動輒把唾沫噴到你臉上的老頭,變成一個嗲聲嗲氣、豐乳翹臀的美女教師。這就是我們的時代:從坦克裡施施然走出一個S 型美女,消費主義女神似乎可以帶領我們越獄,然而她也可能把你拐進一個瘋人院,在那裡,絞架被做成鞦韆,斷頭台換成充氣床,哦〜歡迎搖滾鬥士們來此盪鞦 韆,蹦蹦床。

《紅 旗下的蛋》一開頭以一首歇斯底里的《飛了》,狠狠劃開時代分裂的口子:單向度的反抗已經獨力難支,搖滾英雄鬥士的形像已經開始分崩離析,自上而下的啟蒙幻 覺已經開始破滅。搖滾樂文化尷尬地在政治與商業的夾縫之中左衝右突。但也慢慢學會左摟右抱。時至今日,當搖滾樂已越來越成為娛樂消費和假日休閒的樂園,所 謂反抗,所謂搖滾的反文化又顯得不合時宜了,假如說老砲們還曾經哭著喊著要逃課,要罷課,要燒課本,甚至要揍班主任,那麼,新一代滾友似乎都意識不到班主 任的存在了,只要班主任允許他們玩遊戲「過家家」,他們也心甘情願在學校裡一直待下去,嗨下去。

崔 健在七、八年前再次精準地預言和剖析了新時代的本質。他看到雲南有一種红色的草,長得很漂亮,並且繁殖力強盛,但卻飽含毒素,所到之處吸血一般吸取土地的 營養造成土地沙漠化,最後自己也死了,與土地同歸於盡。這死亡之花啟發他寫下《陽光下的夢》,這首歌不單至今仍未正式錄製發表,甚至歌詞也隨著時代變化而 不斷修改,至今仍未最終確定,但除了執著而詩意地反覆高歌「陽光下的夢」,還有一句冷酷的歌詞不變:「幸福是一個溫暖的坑」。這揭示了大國崛起經濟奇蹟背 後的真相,也揭下了消費主義娛樂文化的假面。

極 權主義與消費主義已經如膠似漆地合體,而政治戴上了商業的面具,這就是新時代巨大的迷惑性。在魔岩時代,中國搖滾樂迷絕大多數是通過那張紅磡《中國搖滾樂 勢力》的VCD接觸搖滾現場的,而如今,每年國內的搖滾音樂節已經多達數以百計,這是百倍的繁榮,但也是百倍的虛假繁榮。相當多的音樂節屬於資金運作不透 明的政府行為,甚至有些堪稱替政府洗錢。另一方面,對搖滾樂的審查越來越變本加厲——消費式維穩或維穩式消費,正是眼下中國的雙頭怪獸。

2011 年4月在周莊音樂節上,左小祖咒上台前,觀眾不斷高呼艾未未的名字,左小祖咒並沒有在舞台上提及艾未未,也沒有唱敏感歌曲,但幾天之後,他卻被警方扣留審 查。2012年5月在西湖音樂節上,痛仰樂隊上台前觀眾不斷高呼「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那是痛仰的成名作,但最終他們沒有唱,這首歌至少在北京屬 於禁歌。

然而,「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這句話的作者並不是痛仰,毛澤東應該向這隻搖滾樂隊收取版稅。

假如中國搖滾樂還要繼續擁有反抗的激情和能量,那麼,就必須直面極權主義與消費主義合體這一雙頭巨獸,把溫暖的坑,重新變成燃燒的戰壕。

2012 年5月9日,是崔健首唱《一無所有》26週年,也是中國搖滾的26歲生日。崔健交響搖滾演唱會3D電影《超越那一天》的片方,在萬達電影城舉辦了一場紀念 會兼電影試映會。原本電影名為《一無所有》,崔健將這首歌放在最後,並在最後打上一句字幕:現在,我們依然一無所有。電影局當然識破了他的險惡用心,一槍 斃之。

26年過去,我們不單依然一無所有,甚至沒有表達一無所有的權利。

而就在看這部電影,就在紀念中國搖滾誕生的時候,我收到一個簡訊,出版公司編輯通知我:由於擔心內容敏感,他們決定放棄我的書稿。這部書稿名為:《鋼鐵是怎樣沒有煉成的》。

at July 16, 2012 at 04:58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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